生態旅游不只是一種旅游產品，更是一種集成自然保護、社區發展、環境教育等多重目標的可持續發展理念。生態旅游的演變，是人類與自然關系認知不斷深化的一個縮影。

2002年，聯合國將當年定為“國際生態旅游年”。20多年后的今天，生態旅游在我國已從一個專業術語演變為大眾熟知的流行詞匯。當生態旅游成為流行，自然保護地需要怎樣的治理？

劃定底線

《國家公園法》、《國家級自然公園管理辦法（試行）》正式施行，《自然保護區條例》、《風景名勝區條例》完成重大修訂……我國自然保護地管理進入以法治為根本保障的新階段。這為生態旅游從概念泛化走向規范發展提供了關鍵的法治契機。

法律法規是自然保護地管理的根本依據。近年來，我國構建起了以分區管控、規劃前置、容量約束、禁止清單為四大支柱的自然保護地生態旅游完整法治框架。

地方政策法規的落實，則在這一框架下進行具體化、場景化的實踐。以青海省為例，其發布的《青海省自然保護地旅游和戶外活動負面清單》，以“十九個不得”的形式，將國家法律的原則性規定轉化為具體、可操作的地方管控規則。青海《負面清單》針對高原特殊地理環境進行彈性風險管控，針對高原脆弱生態的全鏈條行為約束，構成了游客容量管理和安全保障的法律閉環，確保賦能活動不突破生態守護的底線。

規劃是連接法治與實施的橋梁。堅持規劃引領，就是要將生態旅游等利用活動納入保護地總體規劃，實現保護與利用的科學統籌。同時，生態系統是動態的，規劃也應當是動態的。青海《負面清單》要求管理者必須根據季節變化、動物習性、地質風險等動態因素，實時調整管理策略。規劃管理從靜態管控走向動態適應：實行季節性、周期性管理，例如在藏羚羊遷徙期、黑頸鶴繁殖期封閉特定區域；通過預約制、分時分區游覽與實時容量管控實現精細調控；建立生態承載力動態評估與預警體系。

與此同時，規劃階段應將環境教育功能嵌入其中。學界在分析生態旅游管理框架時表示，生態旅游是為學習、研究、欣賞、享受風景和那里的野生動植物等特定的目的，而到受干擾比較少或沒有受到污染的自然區域所進行的旅游活動。可借鑒大熊貓國家公園寶興片區實踐，打造全齡自然教育線路，讓自然教育成為文化服務賦能的關鍵引擎。

協同治理

法律法規只是劃定了發展的底線與邊界，生態旅游高質量發展還需要在法治框架下建立一套精細化的協同治理機制，讓保護與利用、管理機構與社區、政府與市場、人類與自然，從潛在張力走向積極共生。

自然保護地與生態旅游的空間協同，關鍵是處理好保護與利用的空間關系。我國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區已建立“核心保護區 一般控制區”的分區體系，這是空間協同的制度基礎。在實踐中，一些保護地還探索了更精細的空間管理：劃定固定游覽線路，確保大部分保護區域不對游客開放；建立季節性封閉區域，在野生動物繁殖期、植物敏感生長期暫停開放。

自然保護地的生態旅游涉及多個主體，要追求保護優先、環境教育、社區受益、可持續運營4個目標的協同共贏。在生態旅游管理中，單靠政府支持以及市場、技術措施是不夠的，更強調的是行政部門、旅游經營者、游客、當地居民、研究者各個關系主體價值觀的相互交織、碰撞、磨合。多方共治格局要求這些主體從“管理—被管理”的線性關系走向多方共治的網絡關系。以社區為例，應通過優先聘用生態管護崗、培養自然教育導師等方式，讓社區居民成為生態守護的執行者、文旅融合的參與者、發展紅利的共享者。

現代技術為協同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撐。結合物聯網、大數據、數字孿生等技術，構建智慧管理平臺，建立生態環境賬本，對資源消耗、游客分布、生物活動、環境指標等進行全方位實時監測。技術協同的終極目標是實現從被動響應到主動預防、從經驗管理到科學治理的模式轉變。

實踐檢驗

法治、規劃、協同治理提供了制度框架和運行機制，但生態旅游的真正內涵需要在實踐中檢驗。最小化環境影響、環境教育、社區發展、游客體驗、長期承諾，生態旅游這5個關鍵要素必須以責任倫理為內核。

所謂責任倫理，在國際生態旅游協會（TIES）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的框架中體現為：基于自然、重視環境教育、堅持可持續性、搞好社區參與、尊重原住民的傳統生態知識、堅持保護優先。這些要求并非外加約束，而是敬畏的自然外化。

最小化環境影響在于底線不可突破。生態旅游首先是一種低影響的旅行方式。自然保護地在發展生態旅游過程中，要嚴格控制游客承載量，固定路線、不越界，踐行無痕山林原則，并進行持續的環境影響監測與評估。

環境教育在于從看到到理解的轉變。真正的生態旅游應當讓游客從旁觀者變為參與者和學習者。生態旅游涉及學習、欣賞和享受風光、野生動植物及當地古今文化，要將環境教育理念轉化為具體的行為準則，引導游客以負責任的方式與自然互動。

社區發展在于從對手到伙伴的轉變。沒有當地社區的參與和受益，任何保護都不可持續。社區參與機制是賦能共享模式成功的關鍵，應通過聘用、采購、收益分享等方式，讓社區居民成為保護伙伴，讓社區從生態旅游中受益。

游客體驗在于深度而非數量。生態旅游追求的是有深度、有意義的體驗。自然保護地發展生態旅游要慎重對待越野、穿越等高風險、低體驗質量活動，要求固定游覽線路，引導游客從打卡式旅游轉向深度體驗，讓游客打開五感，全面感受自然。

長期承諾在于超越短期利益。生態旅游是一項長期事業，需要持續投入和透明問責。要建立并執行長期的環境與社會影響監測計劃，將部分收益持續投入保護、科研與社區環保教育，并定期公開運營信息，接受社會監督。

社區共治

在協同治理的多元主體中，社區參與最為關鍵，也最富挑戰。目前，社區參與不足、利益分享機制不健全、能力建設滯后是制約生態旅游可持續發展的瓶頸。

建立社區參與的制度化渠道。將社區參與的權利、責任和具體形式，明確納入自然保護地總體規劃和管理制度。推行“保護地管理機構 社區集體/合作社 專業企業”的合作模式，鼓勵社區以自然資源特許經營權、勞務、資金等形式入股，建立股權清晰、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聯結機制。

完善生態補償與利益共享機制。推動構建政府主導、市場參與、社會補充的生態補償機制。在生態價值實現的中高級階段，應積極探索和創新市場交易機制，如GEP核算、生態銀行、碳匯交易等，讓生態價值從可量化到可交易。對依托自然資源的旅游經營主體，可按其營業收入、資源占用規模等，依法依規征收生態補償費或特許經營費，專項用于所在區域的生態修復、社區發展與保護補償。

提升社區能力建設與就業質量。加強對社區居民生態旅游服務技能、生態保護知識和經營能力的系統性培訓。優先確保當地居民在生態管護、導覽解說、民俗接待、手工藝制作等崗位的就業機會。支持社區發展生態農業、林下經濟、非遺手工藝等關聯產業，延伸生態旅游價值鏈，拓寬居民可持續生計渠道。

動態平衡

生態平衡是在不斷變化中維持動態穩定。有效的保護不是將人類完全隔離，而是通過科學管理，將人類活動控制在生態系統可承載的范圍內。

以新質生產力賦能綠色轉型。“十五五”時期，生態旅游應與“雙碳”目標深度融合，利用新質生產力打造綠色低碳發展的重要陣地。加強科技賦能，利用智慧監測、數字文旅等技術，提升生態保護精準度和游客服務智能化水平。例如，針對脆弱生態環境，可探索數字孿生技術構建虛擬游覽系統，將部分實體空間的游覽需求導向虛擬空間，從根本上減少對脆弱生態的物理干擾。

培育世界級生態旅游目的地。對標國際一流標準，培育一批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世界級生態旅游目的地。各類自然保護地擁有獨特的生態系統和旗艦物種，具備打造世界級生態旅游目的地的潛力。這要求在法治保障、協同治理和關鍵要素落實上，均須達到更高標準，將生態保護的底線思維與生態旅游的高質量追求有機結合。

未來，生態旅游應在法治基礎上，構建價值發現、制度保障、市場交易、社區參與、收益反哺五大運行機制協同發力的閉環系統。在嚴守生態底線的前提下，持續深化價值賦能，完善利益共享機制。讓公眾每一次走向自然的探索，都成為理解與守護的開始，推動生態價值合理轉化；讓生態守護的成果惠及全民，最終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永續傳承的生動實踐。

（第一、二作者系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西南調查規劃院正高級工程師；第三作者系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國家公園及自然保護地委員會主任）

來源：中國綠色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