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鄱生態科普

鄱陽湖生態系統中越冬候鳥的正負效應

鄱陽湖作為東亞—澳大利西亞候鳥遷徙路線的關鍵樞紐，每年10月至次年3月，吸引包括白鶴、東方白鸛、小天鵝等在內的100余種、數十萬只越冬候鳥在此棲息。候鳥的種群活動深度融入濕地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能量流動與群落演替過程，其生態效應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與濕地水文節律、植被演替及人類活動形成復雜互動，呈現出“正面效應主導全局、負面效應局部可控”的總體特征。深入剖析其正負效應的作用機制、影響范圍及驅動因素，對濕地生態保護與候鳥棲息地管理具有重要科學意義。

• 越冬候鳥的正面效應：濕地生態的“調節器”與“價值放大器”

越冬候鳥不僅是濕地生態系統的“原住民”，更是維系系統穩定、激活生態服務功能的關鍵因子。其正面效應貫穿生態、經濟與社會三大維度，具備長期性與全局性特征。

（一）生態效應：維系系統結構與功能完整

1. 食物鏈精準調控，防止物種失衡

鄱陽湖越冬候鳥涵蓋植食性、肉食性與雜食性等多種食性類型，形成對生物群落的分層調控。植食性候鳥（如白鶴、白枕鶴）取食苦草、馬來眼子菜等水生植物塊莖與種子，可抑制植物過度繁殖，避免因單一物種占優引發的水體缺氧與生物多樣性下降；雁鴨類攝食植物殘體，減緩殘體淤積對水域和航道的影響。肉食性候鳥（如白尾海雕、普通鵟）捕食病弱個體，優化獵物種群結構，降低疫病傳播風險，維護食物鏈健康。

2. 驅動養分循環，促進物質遷移

候鳥通過“取食—遷徙—排泄”構建了跨區域養分流通橋梁。據估算，越冬期間其糞便為鄱陽湖輸入大量氮、磷等營養元素，提升土壤肥力，促進挺水植物與浮游植物生長，進而為魚蝦和底棲動物提供餌料，形成“排泄—植物生長—餌料增加—候鳥覓食”的良性循環。同時，候鳥遷徙攜帶的植物種子與微生物也促進了鄱陽湖與沿線濕地的物種交流，增強區域生物基因多樣性。

3. 生態健康的“指示器”，反映環境變化

候鳥對棲息地水質、食物資源及棲息空間高度敏感，其種群數量、停留時間與繁殖行為成為濕地生態健康的“晴雨表”。以白鶴為例，其種群數量從20世紀80年代不足1000只增長至近年約6000只，反映了鄱陽湖水質改善與水生植被恢復成效；雁鴨類提前遷徙則常提示水位異常或食物資源短缺。珍稀候鳥對污染區域的回避行為也為環境治理提供了空間指向。

（二）經濟效應：激活生態價值，構建綠色發展體系

1. 生態旅游核心引擎，帶動區域增收

越冬候鳥已成為鄱陽湖重要生態品牌，催生以觀鳥為核心的特色旅游產業。鄱陽湖國家濕地公園、吳城候鳥小鎮、南磯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等地每年吸引游客數十萬人次，帶動民宿、餐飲、攝影等關聯行業。吳城古鎮結合候鳥資源打造“觀鳥 文化”業態，助力居民增收。此外，候鳥保護吸引生態公益投資，推動濕地修復與科研基地建設，拉動相關就業。

2. 科研價值驅動創新，提升保護技術

鄱陽湖越冬候鳥吸引眾多高校與研究機構開展科研，聚焦遷徙路線、棲息地需求與種群動態等議題，推動多項技術創新。例如，通過GPS衛星追蹤揭示白鶴遷徙路徑，為跨境保護提供依據；針對食源不足研發水生植被人工培育技術，恢復苦草、黑藻等候鳥喜食植物。相關成果不僅服務本地保護，更為全國其他候鳥棲息地提供技術借鑒。

（三）社會效應：強化保護共識，提升區域影響力

1. 全民環保意識提升，推動公眾參與

借助媒體報道、科普活動與研學實踐，越冬候鳥成為生態教育的“活教材”。鄱陽湖濕地舉辦的“候鳥節”“觀鳥研學營”等活動覆蓋大量青少年，培育保護志愿者隊伍。南磯濕地保護區由當地漁民組成的“候鳥守護隊”，有效勸阻非法捕撈與違規觀鳥行為，形成“全民護鳥”的良好氛圍。

2. 國際影響力提升，彰顯保護擔當

鄱陽湖擁有兩處國際重要濕地，其候鳥保護實踐是我國履行《濕地公約》與《生物多樣性公約》的重要體現。白鶴等珍稀物種種群穩定增長獲國際認可，鄱陽湖先后入選“國際重要濕地名錄”與“中國最美濕地”，成為生態保護的“國際名片”。此外，鄱陽湖與俄羅斯、蒙古等國開展跨境保護合作，助推全球候鳥遷徙通道的協同管理。

• 越冬候鳥的負面效應：局部壓力與可控沖突

越冬候鳥的負面效應主要源于高密度種群短期聚集超出濕地承載能力，以及人鳥資源利用沖突。其影響限于特定區域與時段，通過科學干預可有效緩解，不構成對濕地生態系統的根本破壞。

（一）生態壓力：局部資源競爭與微環境擾動

1.食物資源短期緊張，引發種間競爭

在候鳥高度聚集區（如大湖池、沙湖），短期內集中取食可能導致水生生物資源緊張。雁鴨類與本地野鴨、鷺類爭奪螺蚌、魚蝦等食物，資源匱乏年份或導致本地水鳥數量短期下降；白鶴對苦草塊莖的偏好取食在低溫期可能降低局部苦草覆蓋率，影響底棲生物。部分候鳥（如鴻雁）取食蘆葦、荻的幼苗，對挺水植物更新產生輕微抑制。

2. 糞便集中堆積，帶來局部污染風險

高密度棲息區糞便大量堆積可能導致水體氮、磷濃度升高。監測顯示，核心觀鳥區氨氮濃度有時達0.2 mg/L，較非聚集區高約30%。在低水位、流動性差的封閉水域，可能引發浮游植物暴發，影響局部水質。糞便堆積還會改變土壤酸堿度，短期內抑制部分植物生長。

3. 棲息地踩踏與干擾，破壞局部植被

數十萬只候鳥在淺灘活動，其踩踏可能導致草本植物覆蓋率下降。白鶴、灰鶴等大型涉禽體重較大、活動頻繁，易破壞植被根系，影響再生。候鳥聚集還會擾動底棲生物生境，導致螺蚌等密度局部降低。

（二）經濟沖突：影響局部生產，增加保護成本

1.干擾漁業與農業生產，引發人鳥沖突

部分候鳥捕食養殖魚苗、成魚，啄食冬小麥、油菜等作物，造成經濟損失。據調查，鄱陽湖周邊都昌、永修等縣每年因候鳥導致的漁業和農業損失顯著。雁鴨類集群進入稻田取食，可能導致減產；鷺類捕食魚苗影響養殖收益，引發居民抵觸情緒。

2. 濕地保護成本攀升，加重財政壓力

為保障候鳥安全越冬，當地需投入資金用于棲息地維護、巡查監管與應急救助等。鄱陽湖濕地每年候鳥保護相關支出超過1.2億元，包括水位調控、食源植物補植及非法捕獵巡查等；傷病救治與應急投喂等專項支出年均超2000萬元，對地方財政形成一定壓力。

（三）社會壓力：旅游開發與保護矛盾加劇

1. 生態旅游過度開發，干擾候鳥棲息

部分觀鳥點為追求效益擴大接待規模，游客車輛噪音、違規投喂與近距離拍攝等行為干擾候鳥棲息。私人觀鳥點未設禁入區，游客踩踏植被、使用無人機驚鳥現象頻發，導致候鳥被迫轉移。

2. 保護與生計平衡難題，影響社區穩定

濕地保護限制圍網養殖、采砂、開墾等活動，影響漁民、農戶生計。盡管有生態補償政策，但部分偏遠地區補償資金發放不及時、標準偏低，導致居民保護積極性不高，甚至出現非法捕撈等行為。

• 正負效應的驅動因素與調控機制

越冬候鳥正負效應的強度與范圍受水文節律、氣候變化、人為活動及物種動態等多因素驅動，可通過科學調控放大正面效應、緩解負面效應。

（一）核心驅動因素

水文節律：鄱陽湖“夏漲秋落”的自然水文過程決定候鳥棲息地面積與食物資源量。水位過高淹沒淺灘，水位過低導致資源枯竭，均可能加劇負面效應。

氣候變化：冬季氣溫升高推遲候鳥遷徙、延長停留時間，增加局部資源壓力；極端干旱加劇食物與水源短缺。

人為活動：濕地圍墾、采砂、污染等壓縮棲息地，放大負面效應；而濕地修復、生態補償等措施可提升承載力，增強正面效應。

（二）效應調控的關鍵機制

閾值效應：濕地承載存在閾值，越冬候鳥數量在30–40萬只以內時正面效應主導；超閾值后局部負面效應凸顯。

時空分異：正面效應多體現于全流域與全年尺度，負面效應集中于冬季核心棲息地與淺灘區，具有時空局限性。

• 負面效應的緩解策略與優化路徑

針對局部負面效應，需采取精準化、系統化、長效化措施，實現候鳥保護與濕地可持續發展的雙贏。

（一）生態層面：優化棲息地結構，提升承載能力

食源地分區管理：在核心區補植苦草、黑藻等候鳥喜食植物，設立“候鳥專屬食源區”；邊緣區種植蘆葦、荻等，為本地水鳥提供替代棲息地，緩解種間競爭。

科學調控水位：通過水利工程維持冬季淺灘面積300平方公里以上，保障棲息空間，促進水體流動，稀釋糞便污染。

建立生態緩沖帶：在核心區與農田、魚塘間設置100–200米植被緩沖帶，減少人鳥沖突。

（二）經濟層面：完善補償機制，激活綠色產業

提高生態補償標準：將候鳥導致的漁業、農業損失補償標準提至市場價值120%，設立專項基金，確保及時足額發放；對參與保護的居民給予生態管護補貼。

推動生態旅游提質增效：劃定旅游紅線，限制核心區游客量；發展“遠距離觀鳥”“線上直播”等業態，減少干擾；將旅游收入10%納入保護基金，反哺棲息地修復。

（三）社會層面：強化協同管理，提升保護意識

加強跨區域協同保護：聯合遷徙沿線省份建立種群監測網絡，實現全鏈條保護；深化國際合作，引入技術與資金。

深化科普宣傳教育：開展“候鳥保護進校園”“濕地生態講堂”等活動，培養公眾意識；利用短視頻、紀錄片等媒介宣傳保護意義，營造“護鳥愛濕”氛圍。

結論

鄱陽湖越冬候鳥對濕地生態系統的正面效應具有長期性、全局性和不可替代性，在維系生物多樣性、驅動物質循環、激活生態價值等方面的作用，是鄱陽湖濕地作為“中國第一大淡水湖濕地”的核心支撐。負面效應則表現為短期、局部和可控性，主要源于高密度種群聚集與人類活動的局部沖突，并非系統性矛盾。

研究表明，越冬候鳥與鄱陽湖濕地構成“共生共榮”的生命共同體：候鳥依賴濕地資源生存，濕地因候鳥提升生態完整性與價值內涵。未來通過精準調控棲息地、完善利益協調機制、強化科技支撐，可進一步放大正面效應，化解局部沖突，推動鄱陽湖濕地生態系統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為全球候鳥越冬地保護提供“中國范式”。

                        編審/生態零距離